红军长征中，朱德总司令曾说：“老五断后，我放心。”老五，就是红军第五军团。面对敌人的穷追猛打，殿后的第五军团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有时会成为整个红军的生死线。因此，红五军团也被称为“铁流后卫”。

红五军团的将领、军团长董振堂，被毛泽东评价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1934年11月底，40万国民党部队布下天罗地网，想把红军彻底歼灭在湘江边上。前有敌兵，后有追击，董振堂能否顶住追击，关乎中央红军的安危。一场5天5夜的湘江战役打下来，董振堂的第五军团由一万多人，锐减至不足5000人。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红军第五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述：西征军之有五军团正如全军之有铜墙铁壁。五军团作战之风度，亦正如董振堂同志之刚毅顽强的特性。

13师37团政委谢良，在长征中是董振堂的部下，也是他并肩作战的生死兄弟。

在长征途中，董振堂完成的每一次殿后任务，都需要克服常人不能克服的困难。1935年5月，为了保障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董振堂率部队在石板河负责阻击敌人。因为金沙江江宽水急，千军万马只能靠唯一一个渡口的6只小船过江。所以，原本三天的坚守任务，董振堂率部死死扛了9天，从头到尾坚持打后卫，像一颗钉子似的钉在那。

钉子似的董振堂，为何革命如此坚决？1932年6月30日，董振堂亲笔撰写的《宁暴经过》，这样写道：自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更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因此部分的官兵更认清楚了惟有共产党才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解放到底。

1931年，在国民党中担任旅长的董振堂等几人，率领着一万七千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宁都县发起起义。1932年，他正式入党。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坚持要把在国民党军中积攒的军饷2000多银元全部交作党费。毛主席一看不行啊，说：“你那些钱都交出来怎么能行呢！要留下一些给家属用，自己也需要留些零用嘛！”董振堂说：“我现在是红军战士了，又入了党，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要献给党，还留着这些钱干什么呢？请党收下我的一片心吧！”。

1935年，部队在贵州北部的山区行进时，当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怀孕8个多月，突然要分娩。恰在这时，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董振堂告诉战士们无论如何都要顶住。有的战士不理解，说，为了一个女人生孩子，牺牲那么多人，值得吗？面对埋怨和不解，董振堂一下发火了：“什么叫值得与不值得，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明天吗？”听闻是董振堂在拖延敌人保护她，陈慧清放心了，安心生下了孩子。战友们都说董振堂是条汉子。

这个汉子，带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为长征殿后，换取大部队前进的时间。长征会师后，董振堂奉命编入西路军继续西征。被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部队，包围在甘肃省高台县。42岁的董振堂，率红五军坚守阵地9天8夜后，和全军20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头颅还被残忍地悬挂在高台城门楼上示众。

毛泽东评价董振堂说：“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1937年4月25日《救国时报》发文《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一文说：“像董振堂同志领导红军这样的勇敢和沉着，是值得我们每个红军战士来学习来永远追念的。”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题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的无上光荣。”

董振堂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指挥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委员，中革军委执行委员。他坚决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永为后人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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