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永城境内被当地运政和路政执法人员拦下，司机在出示了给运政部门缴纳的3000元年票和给路政部门缴纳的3000元月票后，两部门仍坚持罚款，女车主温丽求情未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当地执法人员受访时声称是正常执法，不清楚女车主温丽是否喝药。

　　李志伟：现在的事情已经进行到调查阶段，女子司机已经出院了，但是留下的疑问还是很多的。首先，第一点，当地否认月票这个事，到底有没有月票，有没有月票这样一种东西，另外，如果确实是有月票，那谁给了当地的执法部门这个权力说你交了月票、年票，就可以若你有一个月的期限和一年的期限去超载、畅通无阻了，其实问题存在是很多的。在江苏徐州，也是当地执法部门说了一句，我不罚你我就完不成任务，也是交警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往前推一点，也是在那几个省交界的地方，在安徽宿州，当地公安局为了粉刷自己的大楼，刷新，就分解出了很多指标，他把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划分成十个小组，每天的任务是100个指标，你去罚，罚够了以后才完成任务。不管是永城也好，还是徐州，还是宿州，其实他们都是在几个省交界的地方，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其实这几个省交界的地方，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多发，这种新闻会频频见诸我们公众的视野。首先，这个交界的地方，过境的车辆多、司机多，我罚款之后，我可以得到的罚款比较多。另外一点，我这个违法或者执法的时候，违法的成本也低，司机过境之后，大多数司机可能都选择罚款了事，最后的结果就是，直到像这样的新闻事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面，有这种严重的情景发生。

　　此事矛头直指公路乱收费、乱罚款、乱设卡的“三乱”现象，中国公路“三乱”问题由来己久，需要相关部门对当前公路管理体制进行反思、改革。　

　　李志伟：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发生？它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首先，执法部门，我刚说了一个是司机的需求，他需要超载，首先，他有这种超载的需求在里面，因为这个罚款是一个市场化行为了，当然这个市场化是打引号的，我交钱我可以超载，我既满足了执法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有这种需求在里面。我自己也满足了我可以超载，我超载一次就多赚一些钱，我把这些钱拿来交一部分给你，也就是说，我选择交钱的成本，其实是低于我给你输送利益的成本的。这种代价其实和我输送钱的两相权衡之后，我肯定选择我交点钱了事，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赚取更多的钱来支撑你这种执法部门的利益了。执法部门也有需求，就是我需要罚款。我们这个罚款拿来做，执法部门是有财政供养的，如果人多的话，多余的财政从哪来，肯定从罚款里面来。罚的越多，就可以养更多的人，养更多的人就可以罚更多的款，我就可以多设收费站，我多设超载检测的站，我就可以设更多，这样我罚的更多，部门也越多。因为涉及到的罚款的部门，不只关于路政部门，包括涉及到交警，还有其他的部门，包括环境、卫生，以及经常给大家提及的城管，各种都有。所以，是多头治理。像九龙治水。这么多的部门交叉在一起，就是有多头的利益在里面。包括有一些，当地司机所说的三多，就是执法人员多、罚款的金额多、罚款的花样多。正是有这么多部门利益交叉在里面，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三多。

　　李志伟：这样一个“三多”的背后，种种乱象的背后，其实损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公共利益。可以说，像这样的事情出来，当地政府都会有回应说，我已经在调查了，我调查之后，结果很快就会公布，我可以严惩执法人员，大多数情况就是政府都会有这样的回应，最后等到事情舆论一过，事情就淡化了，远离公众视野，也就不了了之了，也就所谓的断头新闻发生。最后损害的也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现象其实是多头治理，包括一些像这样的乱执法现象，就是超载现象，其实交叉在一块的，这是一个死结，如果要打开，肯定就是要从源头开始，找一些答案。答案在哪，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个超载行为，不允许它发生，如果司机乖乖地我没有年票、月票存在，这样的超载行为肯定是基本上不会存在的，如果执法部门严格执法的话。所以，要解决这种问题，首先就要解决财政供养人员，要正规执法，就是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样的话，你去掉的那些有权力制造出来的权力寻租空间，压缩这种空间，就不会让它有这种现象存在，那司机也可能就不会有这种侥幸心理说我交了钱就可以超载。另外，怎么去斩断这种权力利益输送的链条，这不光是减少人员就行了，不让他有这种罚款的行为就行了。被扣的车辆已经放行了，政府已经出了应对举措，说已经在调查，调查结果会很快公布于众，相似的案例其实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希望这一次也不只是说只是应对舆论危机的一个回应，而是真正地能够把这种现象从源头上去解决。